初心不改青云志廉洁家风万古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这些重要论述是我们党百年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贯彻落实从严治党有关精神，也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清廉金融文化。

一、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理念，既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也为治国理政、家风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国自古就有“家天下”的集体意识，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高度统一，知识分子更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最高目标，实现自身发展与治国理政的深度融合。中华文化的代代传承，除了依靠礼教以外，家规家训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培育了无数高尚淳朴的家风。孟母三迁终为学，孔融让梨知礼节，剪发退鱼身作则，岳母刺字忠报国，父辈的言传身教，构建了子女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中，廉是指廉洁无私、克己奉公的传统美德，是国人追求的一种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早在西汉初期，贾谊就提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不为家庭、不为自身谋利益，廉洁地为国家为公众办事，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指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虽然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有六个维度的指标，但廉洁清白是为官的最高范式和做人底线，具有一票否决权。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倡导“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主动远离腐蚀诱惑，涵养自身廉洁之气，成为清廉之楷模。廉洁奉公是古代士大夫追求的修身之道和价值取向，包拯、海瑞、刘墉等清廉官员的故事千百年来为人津津乐道，被传为佳话。

在这股清流之中，有一位褒贬不一的传奇人物。有人说他出淤泥而不染，是一位清官；也有人说他贪污受贿，是一个贪官；有人将他作为成功学的典范，也有人说他是厚黑学的楷模。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

二、曾国藩的清廉哲学与传承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晚清四大名臣之首。观其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8岁中进士，30岁入翰林院，十年七迁，官至正二品的礼部侍郎，可谓顺风顺水，青云直上；从43岁到54岁，从无到有创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剿灭太平天国，力挽狂澜于既倒，封一等毅勇侯；此后直到去世，担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兴办洋务、恢复民生，是当时最具实权和影响力的地方官员。

晚清时期，官场腐败至极，曾国藩始终坚守儒家的道德标准，以廉洁奉公的高境界严格要求自己，一生修身立德，为自己立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座右铭，在内心始终追求成为一个圣贤，实现了“内圣”。同时，为适应外部腐败堕落的官场环境和送礼成风的潜规则，他要调动一切能够帮助自己的力量，成就一番事业，在现实的磨砺下，既坚守住内心的廉洁底线，又能够处事圆滑、和光同尘，真正做到了“外王”。

曾国藩虽然手握军国大权，不但没有骄奢淫逸、尽享荣华，反而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形成以“尚廉、尚谦、尚劳”为核心的良好家风，留下“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十六字箴言，使世代子孙从中受益，使廉俭家风代代相传。他认为“惟俭可以养廉”“居官以不要钱为本”，一生为官清廉、不爱钱财，经常教育子弟正确对待权位和富贵。曾国藩当了两任总督，按照正常俸禄和养廉银到退休时可以结余180万两白银，但他去世时的积蓄只有18000两白银，且都用于办理丧事，留给后人的只有30万卷藏书。二百多年来，曾氏子弟秉承“勤俭自持，习劳习苦”的家训，有上百人成为学术、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给当今社会以无穷启示。

古人云：“道以明向，法以立本，术以立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框架。用这个框架可以很好地剖析曾国藩的清廉哲学。

道，是规则和本质原理，明确为什么做。曾国藩一生以史为鉴，立志做圣贤，“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将儒家圣贤之道作为自己的信仰，毕生坚守。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意思是做人做事要恪守中庸之道，不违背社会民俗常理，又要通情达理。曾国藩以圣贤之道修身，无论是在京为官，还是坐镇一方，始终坚持廉洁本性，即使置身贪污受贿腐朽至极的官场，也能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向世人展示了坚定的价值观。

法，是方向和方法论，明确如何做正确的事。为实现“内圣外王”，曾国藩构建了一套廉洁的方法论，即以学明志，持续坚定目标；以廉修德，提升自身防腐拒变的能力；以俭监督，形成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廉洁内外部环境。一是终身学习。曾国藩无一日不读书，无论是在京为官，或平剿太平军，从未放弃过读书。他读书不只是为了考取功名，更重要的是以书修身，提升自己的品质，坚定自己的信念和道路。二是廉洁为官。曾国藩做官几十年，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发誓不靠做官发财，认为所谓馈赠不过是钓饵，一旦吞下不免受制于人。三是俭以持家。曾国藩一生强调勤俭于国于家的重要性，他的日常衣服是由妻女手工缝制，每餐以素菜为主，最多一道荤菜，被誉为“一品宰相”。他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尚勤俭劳苦，戒骄奢倦怠。要让人为之，必自为之。曾国藩通过严格要求家人勤俭，加强了对自身勤俭的内部自省和外部监督，时刻督促警醒自己。

术，是战术实操方法，明确如何正确地做事。一是不贪。曾国藩在带兵期间，手中握有大量银子。其他将领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充实小金库，但曾国藩不贪不占，与“做官发财”的庸俗思想彻底决裂。二是不贿。晚清官场的潜规则就是通过送礼拉关系结成利益集团，但曾国藩不收礼成了风气，即使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也不通过雅贿方式获得。三是自律。曾国藩严格遵守君子“慎独”的标准，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在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依然谨慎自己的言行，做到“知行合一”。四是慎友。他曾说：“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他认为交友要交八种益友，即胜己者、德盛者、趣味者、每事吃亏者、直言者、志趣远大者、惠在当厄者和体谅人者。

三、对财务公司清廉金融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当前正处于新时代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大势和不断趋严的监管环境，财务公司要坚定初心、守好底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立身修心以德为先，清正自律以廉为本，坚守正确的价值理念，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助力集团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深刻领会财务公司建设清廉金融文化的重要意义，解决“不想腐”的问题。财务公司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积极健康的廉洁金融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自身道德品行、职业操守和法纪意识，树立廉洁诚信、勤勉敬业、干净担当的金融服务理念，形成风清气正的金融从业氛围。财务公司从业人员要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清醒地认识到财务公司为集团战略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心和宗旨，加强廉洁从业相关理论知识和典型案例的学习宣传，自觉抵制违反“四风八规”的不良行为。

二是要构建财务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从严治党管理体系，解决“不能腐”的问题。第一，建立责任清单机制。构建财务公司从严治党责任体系，确保主体责任上下贯通，落实到位。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形成责任清单。第二，建立任务落实机制。通过会议部署、任务安排、跟踪督办，确保相关工作“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第三，形成调查研究机制。每年针对典型多发问题选定调研课题，认真组织实施，推动调研成果转化。第四，强化教育培训机制。将党风党纪教育列入年度教育计划，对标对表开展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发挥党支部、党校培训主阵地作用。第五，用好对照检查机制。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和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全面通报和典型通报。

三是要形成党风廉政建设严的氛围和完善的监督问责机制，解决“不敢腐”的问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采取“三会一课”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集团公司和本单位相关制度规定，围绕纠正“金融特殊论”、纠正作风建设和业务发展“零和博弈”错误认识、破除“贵族化”现象，开展讨论交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党组织要讲好廉政党课，开展警示教育，用好廉政谈话，紧盯春节、中秋节等关键节假日，加强廉洁家风教育，打造公司廉洁金融文化。同时，形成监督追责机制。每年开展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述责，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对出现重大问题的依规依据追究责任。

“廉贪一念间，荣辱两世界”，财务公司要增强行业清廉金融文化自信、激发金融反腐内生动力、践行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安全稳定，不断拧紧思想行动的“总开关”，稳住安身立命的“压舱石”。

（本文荣获中国财务公司协会2023年度清廉金融文化征文活动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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